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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发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1948年8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香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致电毛主席、拥护中共五一时局主张，毛主席复电邀请共商具体步骤。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选出了由毛泽东任主席的政协全国委员会。
“民主党派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组成部分，他们为什么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今年6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香港中评社记者问道。
“我想可以从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选择这两个角度来作个说明。”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许又声答道。
如同新闻发言人所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自封”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各民主党派的选择。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并领导人民为之进行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进行了不懈努力，逐步确立并巩固了我们国家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大浪淘沙，中国共产党挺立潮头、脱颖而出，
成为爱国民主力量众望所归的中流砥柱
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孕育于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
近代以来，面对民族兴衰、国家安危，无数仁人志士不懈探寻救亡图存之道，提出和实践各自政治主张，组建不同政党。中国的政党，最早源于孙中山1905年8月领导建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中国效仿西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各类政治团体竞相成立，多达300余个。
1927年后，蒋介石集团实行一党专制，打击和迫害民主进步力量，激起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界民主人士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在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与各民主党派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
我国主要的民主党派，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成立。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反复的权衡比较和长期的思想博弈，甚至付出血的代价，从最初的相互排斥、对立到逐步了解、信任，由初步保守合作到全面团结合作，从同情、支持、靠拢共产党，到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郑重选择多党合作，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民族危亡关头，团结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实行合作的历史源头。
1935年，日本加紧了对我国华北的侵略，发动了华北事变。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农工党经受挫折、陷入迷茫时，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从而积极响应《八一宣言》，走上同中共亲密合作的道路。”今年6月5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于浙江嘉兴举行的座谈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说。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理论论证了“各党派合作抗日的相关问题”，明确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
为争取抗战、团结、民主并保障自身生存权利，一些党派和团体决定联合起来，于1941年3月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主张“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同年10月，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在重庆市上清寺西南角风景秀丽的嘉陵江畔，有一处布局典雅、居室宽敞的庭院——特园。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访特园，与张澜等民盟领导人讨论时局、共商大计。
亲历重庆谈判后到旧政协会议结束这段历史、曾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叶笃义这样教育后辈：“民主党派所以逐步拥护共产党，完全是出于对当时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和行动，以及共产党员的伟大献身精神所感染和折服。这点将有助于那些仅仅熟悉建国后的民主党派的青年同志，正确理解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共同斗争中形成的亲密关系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时期，一部分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开始由“实业救国”投身政治活动，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要求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于1945年12月在重庆成立民主建国会。
民建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领袖对民主党派的态度是：以诚相待、思想见面；患难与共、真诚合作。”
张澜曾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对民盟的引导，我们民盟还不知道走到哪儿去呢。”
风雨如磐，“第三条道路”幻想破灭，
各民主党派坚定追随中国共产党走上光明之路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之时，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中共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两个中国之命运》开幕词。
抗战胜利后，亿万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和平安定，休养生息，重建家园。
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愿望，因应人民呼声，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
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愿望，悍然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力量，实行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
——是靠近共产党？还是靠近国民党？中国正面临两种命运的抉择。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广泛响应。民盟、民建、民进、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农工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都纷纷发出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内战独裁的呼吁。
1946年，为了争取和平与民主，民进领导人马叙伦、雷洁琼等参加赴南京请愿的和平代表团，被反动派暴力打击，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下关事件”。
雷洁琼曾感慨：“是下关事件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也使我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蹒跚寻路中有些人仍然存在着某种幻想，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然而，国民党加紧了对民主党派的迫害。民盟被迫宣布解散，民建、农工党等民主党派只能转入地下。
关键时刻，民革创始人作出选择。朱学范写信给李济深：“中国的中间路线，自从政协被破坏，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经死去了。这次民盟被解散，蒋介石已经发了疯狂。中间路线已经死定。”
血与火的斗争洗礼使民主党派先辈们深刻反省：在人民与反人民、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中“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任何对美国及蒋介石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无益于自己与人民。
民主党派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把握自己前途命运，最终历史性地选择与共产党合作，从旧民主主义的泥泞小路跨进新民主主义的光明大道。
——一些民主党派从创立就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
“1948年1月1日民革于香港成立，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民革的成立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过帮助，中共中央南方局做了大量工作。这是民革得以顺利诞生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逻辑。”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在署名文章《坚守合作初心 发扬光荣传统》中表示。
1925年10月，华侨社团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在美国旧金山发起成立中国致公党。抗日战争后期及胜利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华南分局同志的引导、支持和帮助，使致公党人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
1947年5月1日，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布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亲历致公党历史重大转折的致公党老一辈领导人黄鼎臣感悟道：“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致公党。”
1944年底，一批文教、科学技术界学者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政治民主，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与民主科学精神，在重庆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民主科学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座谈会。
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在回忆录中记述：“在毛主席的关怀鼓励下，我们决心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就是后来的九三学社。”
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但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专制统治和贪污腐败引起台湾人民强烈不满，1947年台湾全省爆发“二二八”起义。起义失败后，起义领导人由台湾撤至香港，并于1947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这天，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心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始终是民主党派不变的情怀和追求的目标。民主党派怀救国救民之志，游历四方寻求治国的良方妙药，以进步的心态逐步领悟了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众星捧月，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
共同创造了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于协商筹建新中国的伟大实践，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1948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热烈响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由此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在论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提出kaiyun体育(中国)登录网页入口，“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报告中将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确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格局。
1993年，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等多方努力下，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了明确的宪法依据。
宪法的这一修改，表明了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决心。
今年2月1日，习近平在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佳节时指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回顾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奋斗历程，发扬光荣传统，坚守合作初心，加强自身建设。
回首多党合作风雨历程，民主党派前辈和领导人的肺腑之言仍具穿透时空的力量——
1958年6月5日，民进主要创始人和民进老一辈卓越的领导人马叙伦留下最后的遗训：“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正道，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
“我这个人，秉性很倔，谁都别要想靠权势压我，我不吃那一套。所以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平白无故的，可以说是我自己总结几十年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民建领导人胡厥文曾说。
农工党中央原副主席宋金升曾反复阅读农工党历史的大量原始资料，他撰文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农工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同共产党领导人个人之间交往甚密，结下深厚友谊；其间，共产党人所表现出的博大胸怀、高超的领导艺术，特别是为国家独立富强为人民幸福不怕牺牲、矢志奋斗的精神风范，令农工党老一代领导人敬佩不已。在这一过程中，农工党从同情和靠拢共产党转向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很多民革老前辈们，都是我的前辈、父辈，我佩服他们的人品、学问，但他们在工作中强调最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定要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定要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同心同德。”民革中央原主席何鲁丽日前接受《团结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艰辛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这是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初心，也是他们不变的政治信念和政治传承。（记者 万李娜）